经济走势跟踪(1841期)美国放松对中国投资实施新限制的要求

摘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取消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行业实施新限制的计划,而主要依靠现有的一些工具。特朗普的一些顾问曾指出,这些现有工具不足以防范中国购买和窃取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创新技术。

特朗普6月26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有全世界最棒的技术,有人来窃取它,美国就不得不保护这些技术,而这可以通过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简称CFIUS)做到。CFIUS是一个跨部门机构,负责评估外国投资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6月24日,一些政府官员及其他与政府密切合作的人士还曾表示,限制中国在美投资的计划正持续推进,但特朗普尚未批准该计划。如果特朗普的上述决定得以维持,则意味着其向中国发出的威胁大幅松动,并且可能是7月6日对中国商品加征第一波关税前向中国政府伸出的橄榄枝。经常与中国官员交流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称,这暗示美国在采取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时可能恢复一些理性。他表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会软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CFIUS之外的投资限制措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止中国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所列出的项目。该战略力图使中国成为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生物科技等10大科技领域中的全球领导者。白宫5月29日发表声明称,美国相关政策将针对那些寻求获得“具工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个人和实体。

致力于一项CFIUS改革议案的议员在政府会议上也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投资限制措施。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得州共和党议员约翰·康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立法改变旨在处理军民两用技术这个狭窄但却重要的方面,这方面正受到中国等国战略投资的影响。

加强CFIUS的一项议案以400票对2票的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一项类似的措施也已经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现在这两项议案需要进行调和。这将确保CFIUS评估更多交易,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交易;此外,还将设立一个新的出口控制机制,以评估海外合资企业是否不恰当地将关键技术转让给外国公司。

行业说客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态度之所以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因为最近股市出现了下跌,另一方面,在美国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冲突中,关税举措开始重创美国企业。

特朗普6月26日早间警告哈雷戴维森公司称,把生产转移到海外将标志着这个标志性品牌“末日的开始”。这家制造商表示,为了避开欧盟的关税,打算把更多摩托车生产转移到海外。据了解特朗普政府想法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并不是受到市场走势的影响,其实新限制计划已经遇到了一些法律障碍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如果特朗普最终决定主要还是依靠CFIUS来保护美国技术,这对美国财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其他一些此前试图掐灭美中贸易战苗头的美国官员来说将是一场重大胜利。姆努钦一直担心,海外可能把这些投资限制解读为美国关闭市场大门的第一步。他在6月份告诉外国投资者,美国是全球投资环境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未来仍将是国际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该决定还标志着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代表的所谓民族主义势力的主导地位暂时结束。数月来美国政府内部这两大阵营就中国问题争权夺势,而这种斗争必将持续。例如,莱特希泽已将投资限制视为美国贸易武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6月份在Fox Business Network上表示,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说,CFIUS有局限性。对于现在已经被取消的新投资限制计划,他说,新限制对国家安全有更广泛的定义。

曾供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问题专家马修·古德曼称,新的投资限制是有用的,因为CFIUS只关注国家安全,并不关注经济竞争力。古德曼表示,取消新投资限制计划似乎是放弃了一个有助于应对特朗普政府描述的中国问题行为的工具。

通过利用CFIUS,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基本阻止了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努力,并从总体上大幅阻碍了中国投资。根据市场调研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受中国信贷限制以及美国对中资交易的审查影响,2018年上半年中国投资额同比锐减92%,至18亿美元。然而,纳瓦罗以及其他特朗普政府人士担心,CFIUS未能有效阻止中国收购生物技术,以及对可能产生新技术的公司进行的小规模风险投资。

特朗普放弃对中国在美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施加严厉新限制的计划,解除了与中国发生一场激烈交锋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领袖正试图阻止一触即发的美中关税战。

白宫选择针对中国采取对抗性更小的战略,并与国会更密切地合作。政府官员称,在做出决定前的几天,政府内部围绕这一战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官员们称,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有几个原因,其中包括:他本人对限制在美投资持保留意见,以及他被《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激怒。该文称,政府正在推进针对中国的严厉惩罚措施。

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白宫决定放弃在投资和美国出口问题上与中国激烈交锋,这一决定可能为重新谈判打开一扇大门。随着7月6日关税生效日期的临近,知名美国企业高管正试图为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高级经济特使刘鹤之间进行新的磋商铺平道路。

敦促双方展开磋商的人士包括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保尔森曾是姆努钦在高盛集团的老板,他经常与刘鹤会面。知情人士称,黑石集团首席执行长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也在扮演两国政府间的秘密沟通渠道。

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激怒了特朗普,尤其是《华尔街日报》在发布的一篇关于美国政府正在推进针对中国的新投资限制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基于多家机构里对投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政府官员的采访,但一些政府官员表示,姆努钦将这视为一次泄密,目的是迫使特朗普做出姆努钦反对的决定。

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让姆努钦“否认”该报道,同时称他没有这种倾向。姆努钦随后发布推文称,这篇报道是“假新闻”。熟悉特朗普政府想法的人士称,股市大跌也为放松对华施压提供了额外动力。姆努钦在CNBC上表示,这些消息泄露对市场和相关流程都不利。

白宫没有去制定新的投资限制,而是表示,将继续依靠CFIUS,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国会扩大CFIUS权力的计划予以支持。特朗普还打算收紧对中国的出口控制,白宫要求商务部研究“与关键技术转移和出口相关的问题”,但没有要求何时公布研究结果。

姆努钦试图淡化中美紧张局势。他在美国财政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单独针对中国或者对其区别对待。我们有保护美国投资并鼓励一个开放投资体系的必要工具。”

据知情人士称,强硬路线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该投资限制计划拟使用《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of 1977, 简称IEEPA)。该法赋予总统广泛权力来应对“非常规和特殊威胁”。鉴于该法案常被用于制裁行为,将其用于贸易争端可能会被视为过度使用。此外,很难有办法让这套法律在不影响到非前沿产品的情况下适用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广泛的商业领域。一名官员说:“这显然有难度。没办法设计出一套没有漏洞的体系,总会有一些容易钻的漏洞。”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对利用投资限制严厉打击中国的策略抱有顾虑,担心这样做可能抑制流向美国的总体投资,而且这些限制可能很难实施。

白宫还面临来自国会的压力,一些议员主张不要用激进的投资限制手段来实施打击。在一项增强CFIUS权力的议案正在等待国会批准之际,议员们游说白宫不要创建一个专门去阻挠投资的、完全独立的机构。约翰·康宁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就这件事与财长姆努钦沟通,白宫同时采取这两种手段的话可能会让人们感到困惑。”

白宫一直忙于应对国会议员在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上的反对意见。参议院6月19日以85-10的投票结果阻止特朗普取消向中兴通讯销售美国零部件的禁令。议员们也一直在抨击特朗普对从加拿大、欧盟和其他盟友进口的钢材征收关税,这些关税措施已引发这些国家反击。

特朗普已决定接受增强CFIUS权力这种做法,而不是与国会作对。上述CFIUS议案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特朗普6月26日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做出决定前不久,众议院以400票对2票的结果通过该议案。

围绕中国政策的斗争远未结束。参议院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上述放弃限制投资计划的决定表明,特朗普无意与中国开战。舒默称,特朗普再一次妥协,习明显技高一筹。特朗普的顾问们表示,有一种情况可以让特朗普改变方向转而采取更强硬的方式,那就是被视为对华软弱。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备受世界关注的美朝首脑会谈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一方面外界看不到朝鲜实现无核化的具体对策,而当事国在大谈会谈取得成功。

对于朝鲜来说会谈当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在尚未确定无核化的时间和方法的情况下,朝鲜从美国得到了体制保证。朝鲜已经表明放弃同时推进核开发和经济建设的“并进路线”,改为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今后必将以无核化为诱饵,让国际社会放宽制裁和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朝鲜将如何推进经济开发呢?日经新闻的高桥彻写到:笔者想起了4月27日南北首脑会谈时,金正恩说过的话:“希望走越南式发展道路”。

韩国纸媒《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金正恩在与文在寅进行一对一会谈时作出了上述发言。

金正恩自3月底闪电访华以来,短期内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3次会谈。从这种趋势来看,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越南1986年开始的“革新开放”力争在维持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外资和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点也是模仿中国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更快。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123美元,越南为2171美元。30年时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至29倍,而越南仅增至5倍。

其中当然存在“中国已经先走了太远”(住友商事全球调查公司首席分析师石井顺也)的因素。不过稍微深究原因,就会发现越南与中国看似相似,但实际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人口数量。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而越南的人口数还不到1亿。两国在确保出口产业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随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差距巨大。

要想弥合这一差距,需要其他吸引外资目光的附加值。因此,越南积极签署自贸协定(FTA)。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越南已经和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贸协定。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早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中国(17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与中国不同,越南并不排斥与自由化要求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谈判。越南2009年与日本的自贸协定生效,此外还加入了最初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在又正在与欧盟(EU)推进谈判。

另一点不同之处是越南具有实现国土均衡发展的意识。中国在上海和深圳等易于与海外接触的沿海地区设置经济特区,重点进行开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提出的“先富论”。

曾经历南北分裂的越南无法模仿这一点。如果不加以引导,外资将集中于基础设施完善的南部胡志明市,越南一直有意识地将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学产业吸引至首都河内所在北部和中部地区。5月投入运营的北部首个深水港海防国际集装箱港口的建设就是其中一环。

中国与越南思路的差异也体现在国内贫富差距上。在世界银行以世界15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调查中,从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越接近1,贫富差距越大,越接近0越小)来看,中国为0.422,排在第49位,而越南为0.348,排在第101位。

像中国那样在特定地区打造产业集中,经济增长更快,但贫富差距容易扩大。可以说越南主动对“集中的优点”视而不见,选择了稳定增长。

反过来,朝鲜情况如何呢?人口只有2500万人。虽然从美国获得了体制保证,但由于贫富差距,不满加剧,如果体制从内部开始动摇,将鸡飞蛋打。金正恩选择越南式的“对外大胆、对内细心”的改革,理由或许就在于此。

疑问还有很多。那就是为何金正恩将走越南道路的意图在韩朝会谈之际告知文在寅。

韩国大媒体的资深记者这样解读朝鲜的意图:“希望和中国保持距离,希望和美国建立紧密关系,以及希望获得韩国企业的投资。理由或许就是这3个”。

首先是面对中国。虽然相继举行了首脑会谈,但是数年来的相互怀疑难以掩饰。朝鲜方面具有在经济上迟早会被中国吞没这种担忧。

其次是对美国。表达对依赖中国的担忧,希望获得美国丰厚的支持。实际上,其榜样就是越南。1995年越南与此前因越战而敌对的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迅速接近。在纺织产品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截至前年连续15年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与越南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在加深,从原来的敌人发展为接受武器援助。

此次韩朝会谈,为之后的美朝会谈铺平道路的意义突出。在传递对华、对美想法方面,文在寅是最佳信使。

最后是获得韩国的投资。曾在美国阵营中参加越战的韩国和越南长期疏远。但在2008年,三星电子进驻越南,情况完全改变。三星在手机领域拥有全年2.4亿部的产能,占越南出口总额的1/4。LG电子和乐天等韩国企业也相继投资,韩国对越南累计直接投资额2014年超过日本,跃居首位。

有分析认为,金正恩向文在寅提出走越南道路,是希望韩国在朝鲜展开同样投资。仍模棱两可的朝鲜无核化今后或难以避免曲折。不过,展现出稳扎稳打的谈判手腕的金正恩或试图通过经济外交,以各国为对象获取最大限度的好处。金正恩在韩朝会谈中说的一句话,令人充分产生这种预感。

汤森路透追踪的1980年以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并购交易额达到2.5万亿美元,同比大增65%,创历史新高。据《金融时报》统计,上半年交易额超过50亿美元的并购有79宗,数量刷新了2007年创造的同期纪录;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并购有35宗,数量也创新高。

《纽约时报》指出,超过50亿美元(约400亿港元)的并购合计交易额,占今年上半年全球并购交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也是创纪录水平,其中35宗并购的交易额均有上百亿美元。

大摩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并购主管唐隆认为,创纪录并购额有一系列成因,包括市场关注欧洲企业界整合,中国和日本的企业再次将并购目标锁定在欧洲。他说:“这几乎是并购市场的完美风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忙。”

从国家层面来看,今年5月日本武田制药达成协议以620亿美元收购伦敦上市制药商Shire就符合唐隆所说的情况。另外,美国企业的并购势头也很猛:4月末,美国T-Mobile宣布与估值590亿美元的Sprint合并;5月上旬,沃尔玛击败亚马逊,以160亿美元收购印度最大电商Flipkart;5月末,美国反垄断法院批准AT&T以8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境外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38%至760亿美元,创4年新低。但中国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能源和电力资产收购保持强劲势头,上半年达到创纪录的390亿美元,同比暴增89%。

非营利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咨询公司今年4月报告称,去年中国在美投资规模同比下滑35%,一反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态势。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干涉,约有80亿美元的中国赴美投资被取消,涉及半导体和铝业领域的收购。

律师事务所保罗韦斯合伙人巴斯称,当前的指标预示,下半年全球并购市场将继续保持上半年的强劲势头。他同时警告,贸易战、央行加息和对股市估值越来越多的担忧是主要风险。

《金融时报》认为,巨额并购已成常态。大摩并购团队预计,今年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并购可能共有66宗,数量将创下新高。按照汤森路透数据推算,若上述预测无误,就意味着下半年百亿美元以上巨额并购将达到31宗。

尽管贸易战威胁主导头条新闻,但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增速均降至多年低点之际,内需放缓对中国经济构成了更大威胁。中国政策制定者终结对刺激措施上瘾的决心面临考验,18个月来的降低风险行动开始影响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的鼓声越来越响。

尽管有关税威胁言论,但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保持强劲,截至5月增长13%,高于2017年8%的增幅。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新建筑、机械和基础设施支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因素)在今年头五个月的年度增速是自至少1995年以来最缓慢的。同时零售额增长速度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触及六个月低位,而上证综指在6月份下跌10%。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合1060亿美元)用于新增贷款和投资。

中国央行坚称,货币政策仍是“稳健中性”的,但降低存准率是一系列微妙宽松举措(包括以其他形式向经济体系注资)中的最新动作。

“宏观经济政策永远不可能搞绝对主义,”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去杠杆化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从外部来看,贸易存在风险,而在内部,信贷增长相当缓慢。经济的下行压力相当大。”

中国领导层已承诺将风险控制和增长质量置于短期刺激措施之上,此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监督组织到党内领导人,各方就债务增加和投资浪费的风险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警告。

但在过去10年中,当削减债务与经济增长目标发生冲突时,政策制定者就会放弃这些优先任务。在过去18个月里,他们能够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进展,尽管经济增长保持惊人的韧性,但分析师们表示,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股市下跌是一个迹象,表明当地投资者担心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尽管有“降准”措施,他们仍不相信当局将出台重大刺激措施来提供救济。

华盛顿的批评人士可能将人民币走低视为北京方面的贸易攻击。但分析师们表示,这主要反映了美元上涨以及市场担忧美国关税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潜在影响。

中国央行很可能会对人民币跌势失控感到不安,因为那将再度引燃北京方面在2015年和2016年竭力遏制的资本外逃。“我不认为中国会将汇率作为武器,”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美元价值是人民币的锚,但如果目的变成贸易战中的报复,那就没有锚,贬值预期可能会像2015年那样自我强化。那对中国央行来说是最糟糕的情景。”

分析师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的结果。随着中央政府整治失控的借款,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支出急剧下降,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北京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经济学家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疲弱的数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疲弱驱动的,那是(中央政府政策)造成的另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不可能太意外。”

最新宽松措施说明,中国央行正寻求将适度刺激与企业去杠杆化和结构化改革相结合。中国央行表示,将从“降准”获得5000亿元人民币注资的大型银行,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旨在削减大型国有企业债务的债转股计划。

对于将获得剩余2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小银行,这些资金应该被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为中国经济贡献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分析师们表示,这些要求将难以执行,因为注资扩大货币供应量,而监管机构无法轻易监测银行如何部署资金。

但当前政策仍与2009年至2010年、以及2014年至2016年期间的那种大力度刺激相差甚远。那种刺激将要求削减基准利率,并全面放松非正式的放贷额度。“去杠杆化仍是今年的首要任务,”胡伟俊写道。“很明显,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发出过于强烈的宽松信号。因此,它将此次降准称为‘定向降准’,面向‘债转股’和‘支持小微企业’。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使用‘宽松’这个词还为时过早。”